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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全球产业迁移,看“中国制造”崛起

   

报告要点


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3次全球产业迁移,与主要经济体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

20世纪50年代以来,国际分工模式逐渐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,并驱动3轮全球产业大迁移。传统国际分工以产品为分工界限,表现为欧美日等工业国出口工业制成品,亚非拉主要国家出口农、矿等初级产品。20世纪50年代以来,主要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加速升级,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,要素分工模式主导并催生3轮全球产业大迁移,促成了新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。

全球产业转移呈现“梯度转移”特征,发达国家谋求升级,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;低梯度国家求发展,承接产业融入全球分工。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,是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。对发达经济体而言,国际产业转移使得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率迅速提高;发展中经济体,通过承接产业实现贸易和经济增长。

受益于第3轮产业大迁移,中国成为全球“制造中心”,构建完整工业体系

20世纪80年代前后,中国依托人口和改革红利承接第3轮产业转移,融入全球分工体系,开启“外向型”经济增长之路。20世纪80年代前后,亚洲“四小龙”制造业陆续外迁,这一时期的中国恰好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快速攀升的“人口红利期”和改革政策密集落地的“改革红利期”,主动承接全球产业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,中国承接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主导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主导,助力中国工业体系完整化,加速产业结构升级。国际产业转移一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,进而到标准化生产流程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。20世纪90年代前后,美、日等经济体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,向中国转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非核心技术工序和零部件生产,大大加速我国工业体系完整化的实现。

全球面临第4次产业迁移,中国低端制造“内移”“外迁”,加速向高端迈进

结合日、韩转型经验来看,中低端产业有序外迁、政策引导新兴产业快速发展,是两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保证。中低端产业外迁,一方面促进本国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,另一方面对迁出产业的上游设备制造业起到提振作用,以纺织机械为典型代表。此外,日、韩完善的产业政策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。当前,我国中低端产业正有序外迁,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充分,计算机通信、医药制造等8个领域,较符合中国“先进制造”发展方向。2011年转型以来,中国低端制造业正加速“内移”“外迁”。近年来,支持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完善,计算机通信、医药制造等8个领域或是我国未来“先进制造”发展方向,2018年加速走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、智能化道路。


报告正文


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3次全球产业大迁移,无一不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密切相关。历次大迁移中,高梯度经济体转出低附加值产业、发展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,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。当前,中国正引领全球第4次产业大迁移,哪些行业能脱颖而出、成为“中国制造”的未来?本篇报告将对此进行深度分析。


从产品到要素,全球分工模式决定产业迁移方向


20世纪50年代以来,全球分工模式逐渐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,并驱动3轮全球产业大迁移。全球产业迁移的一般规律是:区域上看,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进行“梯度转移”;产业类型上看,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,进而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流程。

分工模式由产品转向要素,带动3轮大规模产业迁移

1950年代前,产品分工背景下产业格局相对固化

20世纪50年代以前,传统国际分工以产品为分工界限,欧美日等工业国出口工业制成品,亚非拉主要国家出口农、矿等初级产品。分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。20世纪50年代以前,英、法、美、日等国先后从两次工业革命中崛起,率先成为全球工业大国,而其他多数国家仍处于农业国和原料国的地位。伴随工业国生产力的快速提升,其国内分工不断深化,最终超出国家范围,形成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体系,即工业国生产制成品、农矿国生产初级产品的格局。   

传统国际分工体系下,全球产业格局相对固化,国与国之间的产业迁移现象较为罕见。传统国际分工体系下,各国在本国境内完成一件产品的全部生产流程之后出口,但较少将产业从本国转出。这一背景下,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也较为缓慢,技术革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。比如,英、美、日等国通过本国大规模的技术革新,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,而在这之前也经历了漫长的农业发展阶段。亚、非、拉多数国家,在缺少技术革新的背景下,长期处于农业国和原料国的地位。

1950年代以来,要素分工模式催生3轮产业迁移

20世纪50年代以来,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加速升级,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、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模式,最终促成了新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二战前后,伴随以原子能、电子计算机、合成材料等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(科技革命)爆发,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面临升级,产生了向外转移产业的需求,而二战后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形成有利条件。这一背景下,国际分工不断纵深发展,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,表现为产业内的不同产品之间、以及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之间,根据所密集使用要素的不同进行分工。不同国家凭借比较优势参与产品生产链的国际分工、并不断提升专业化程度,最终促成了新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。

政策合理搭配、引导转型,制造业加速向高端迈进

日本转型升级阶段,在有序转出本国低附加值产业的同时,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引导电子、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加速扩张。20世纪60、70年代后,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提升、高能耗产业导致的环境问题凸显,日本先后将劳动密集型、低技术和高能耗行业向周边东南亚国家转移,将电子工业、信息工业、航空、原子能等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制定为国家的主导产业,加速推进技术创新和资金支出。这一阶段,日本率先研制出全集成电路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,并在家用电器工艺技术上取得巨大突破,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随着政策引导产业结构持续升级,日本精密仪器等高新技术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。

韩国转型阶段,引导技术和创新驱动型产业发展的政策,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1980年代中后期,韩国产业政策基调开始出现变化,例如,1986年发布的经济五年规划中就提出,将“改变产业结构,实现科技立国”,扩大机械、电子、运输器械、精细化工等产业的投资;1989年,韩国发布《尖端产业发展5年计划》,重点推进微电子、新材料、生物工程和光纤维等高科技项目的研究;1994年,韩国进一步明确以半导体等电子产业为主导,发布《半导体芯片保护法》,支持保护韩国半导体芯片产业发展。1990年代末,在大力发展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,韩国发布《面向21世纪的产业政策方向及知识型新产业发展方案》,提出集中发展计算机、半导体、生物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精细化工、航空航天等28个知识型产业及服务业,明确21世纪以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思路。近两年来,伴随《中国制造2025》等规划陆续落地,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充分,“新经济”将成为我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。早在2010年,《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》首次提出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;2015年,《中国制造2025》明确了产业升级的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,其中,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、航空航天装备、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十大重点领域成为改革重要着力点;2016 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,正式提出“新经济”概念,逐渐成为产业支持政策的重要倾向。经过近两年多来的讨论,当前对于“新经济”的顶层规划设计,已经逐步完善、较为充分;2018年,中国或进入改革加速年,以先进制造、消费升级等为代表的“新经济”或实现加速推进。综合产业特征和政策导向来看,制造业分项中的计算机通信、医药制造等行业,符合中国“先进制造”的发展方向,走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、智能化道路。考虑到先进制造业应具备较强的技术密集型特征,从技术投入比率(技术研发支出/主营业务收入)来看,专用设备、通用设备、电气机械、电子计算机等中游设备制造类行业,具备先进制造业的产业特征。同时,综合当前对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等行业的政策导向来看,以下8个制造业分行业较为符合中国“先进制造”的发展方向:通用设备制造业、专用设备制造业、汽车制造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,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,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,仪器仪表制造业、医药制造业。

通过以上分析,我们发现:

1)20世纪50年代以来,国际分工模式逐渐由产品分工转向要素分工,并驱动全球3轮全球产业大迁移,促成了新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。历史上看,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3次全球产业迁移、呈现“梯度转移”特征,与主要经济体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:发达国家谋求升级,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;低梯度国家求发展,承接产业融入全球分工。

2)20世纪80年代前后,中国依托人口和改革红利承接第3轮产业转移,融入全球分工体系,开启“外向型”经济增长之路。20世纪80年代前后,亚洲“四小龙”制造业陆续外迁,这一时期的中国恰好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快速攀升的“人口红利期”和改革政策密集落地的“改革红利期”,主动承接全球产业。

3)产业类型来看,中国承接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主导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主导,助力中国工业体系完整化,加速工业结构升级。20世纪90年代前后,美、日等经济体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,向中国转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非核心技术工序和零部件生产,大大加速我国工业体系完整化的实现。

4)近年来,全球面临第4次产业迁移,中国低端制造“内移”“外迁”,加速向高端迈进。结合日、韩转型经验来看,中低端产业有序外迁、政策引导新兴产业快速发展,是两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保证。中低端产业外迁,一方面促进本国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,另一方面对迁出产业的上游设备制造业起到提振作用,以纺织机械为典型代表。此外,日、韩完善的产业政策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。

5)当前,我国中低端产业正有序外迁,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充分,计算机通信、医药制造等8个领域,较符合中国“先进制造”发展方向。2011年转型以来,中国低端制造业正加快“内移”“外迁”。近年来,支持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完善,计算机通信、医药制造等8个行业较或是未来“先进制造”发展方向,走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、智能化道路。2018年,转型进入后半段,制造业将加速向高端迈进。